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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論文: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的中西方翻譯理論反思

來源:未知 2020-08-08 21:22

摘要:

  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是應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戰略措施,對中西方翻譯理論進行研究與反思有利于中國文化更好地傳播。從中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為出發點,重點介紹了中國

  翻譯論文: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的中西方翻譯理論反思

  摘要: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是應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戰略措施,對中西方翻譯理論進行研究與反思有利于中國文化更好地傳播。從中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為出發點,重點介紹了中國翻譯史上的高潮期及西方翻譯理論史上的重要翻譯家及其觀點,最終對中西方翻譯理論進行了反思,提出了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對策:文字翻譯的過程中注重文化的翻譯;培養更多的高水平的本土譯者;注重并提高我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效果;將中西方翻譯理論提升至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高度上來。

  關鍵詞:中國文化;翻譯理論;翻譯對策

  2010年,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全面推動中國文化走向世界相關戰略,經過了幾年的發展,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但是與全球經濟化發展相比,其發展速度并不樂觀,中國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仍存在一些障礙。從文學的角度出發,盡管我國文學從沒有停止過向海外傳播,同時,我國政府更是推出了很多支持對優秀文學作品進行翻譯的相關政策,但是“翻譯”仍舊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我國文化“走出去”,導致中國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至今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

  1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中西方翻譯理論發展

  一直以來,中國文化“走出去”都與中西方翻譯理論息息相關,可以說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發展史其實就是中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史,縱觀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國家相關部門展開了許多中國文學的翻譯與海外推介工作,而《中國文學》雜志的創辦標志著我國文學海外傳播的第一步,20世紀60年代與70年代,《中國文學》雜志的英語版與法文版分別出現。20世紀80年代,我國很多著名古典文學著作、系列叢書及當代著名作家作品,比如《離騷》、《聊齋志異》、“熊貓叢書”、《魯迅文集》等外譯本分別問世。《中國文學》雜志外譯本作為當時我國文學界中的最高標準,為我國文化海外傳播打開了一扇窗口。21世紀,隨著國際上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特別是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我國文化外議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我國文學翻譯主要是由我國政府相關部門引領,由著名高校組織相關學者展開相關翻譯會議,將我國一些古典名著、優秀當代文學作品翻譯為西方語言,開拓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路徑。

  1.1 中國翻譯理論發展

  我國真正的翻譯理論起始于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簡明扼要、概括性極強是嚴復所提出的翻譯理論“信達雅”的顯著特點,它曾經一度成為我國翻譯界的金科玉律,對整個翻譯界產生了極大地影響。此后,傅雷的“神似”論觀點與錢鐘書的“化境”說對翻譯界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兩種觀點都從美學的角度解釋了翻譯的本質。嚴復所提出的“信達雅”翻譯理論,簡單明了的表達出了翻譯的標準,“信”指的是可信,既對翻譯者的翻譯行為具有一定的規范作用,又包含譯文的文本信息必須與原文等值地要求。“達”是指譯文在語句上必須順暢,能夠表情達意,并與原文向對應,與“信”相比,“達”更加強調對譯文語言的忠實性。“雅”指的是典雅,主要指譯文在體裁、修辭及結構特點上所構成的譯文整體效果必須與原文相一致,強調譯文對原文中語言形式的忠實性,譯文必須要與原文語言典雅的風格相一致。“信”、“達”、“雅”的融會貫通使原文的語體風格在譯文中得到如實地再現,使譯文更好地體現出原文的民族文化特色、時代風格及作者的風格特征。對于一篇理想的譯文來講,“信”、“達”、“雅”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三者相互影響、不可分割,三者共同作用才能真正實現譯文對海外讀者的吸引力、感染力,使其產生的社會效應達到與原著作同等的影響力度,是譯文達到翻譯的最高境界。傅雷的“神似”翻譯觀點將翻譯比作為臨畫,必須追求原文與譯文的神似而非形似,從藝術學、審美的角度突出了翻譯應該達到的標準。錢鐘書的“化境”翻譯理論觀點將“化”作為了文學作品翻譯的最高境界,他認為在將一國語言文字翻譯為另外一國的語言文字時,如果可以不因語言習慣的不同而暴露出生硬牽強的跡象,而將原文的文化特色仍能完全地保留在譯文中的話,那么就屬于化境了,也就達到了文學翻譯的最高境界。

  盡管我國傳統的翻譯理論具備較大的理論價值及指導意義,但其仍舊存在一定的不足與問題。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翻譯理論研究也在快速發展著,翻譯理論相關研究工作也從過去那種經驗式、感悟式的散論進入到了理性科學的系統研究中。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我們不僅要汲取西方先進的翻譯理論,也要深入挖掘我國傳統翻譯理論中存在的精髓,以構建一套系統的、科學的現代化翻譯理論體系,更好地幫助我國文化的海外傳播。近些年來,我國翻譯理論界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增生教授所提出的“生態翻譯學”,胡教授應用進化論的觀點對翻譯進行了宏觀上的解釋,為我國現代化的、科學的翻譯理論體系建設及我國翻譯理論的繁榮發展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1.2 西方翻譯理論發展

  羅馬帝國時代的西塞羅一直被西方翻譯界成為西方翻譯歷史上的首位非常重要的翻譯學家,在其兩部著名作品《論善與惡之定義》與《論最優秀的演說家》中,他對翻譯相關的理論問題進行了一定程度的闡述。首次將翻譯分為了“直譯”與“意譯”兩種,提出了兩種最基本的翻譯方法,為西方翻譯理論與翻譯方法的研究奠定了基礎。自西塞羅之后,西方翻譯理論研究史上又涌出了很多優秀的翻譯理論學家,他們各自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研究角度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翻譯理論及觀點。施萊爾馬赫對文學翻譯和機械性的翻譯進行了對比,提出了二者之間的區別。在西方翻譯理論界,最具影響力的翻譯理論家是出現在20世紀的尤金·奈達,此時,西方的翻譯理論研究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與進步,“動態對等”的觀點講的是翻譯應遵循最接近原文、最自然地信息對等。西方翻譯理論中的等效論強調譯文需要與原文的作用及原文的效果相同,在翻譯的過程中并不特別注重原文的字面意思。英國翻譯理論學家卡特福德所提出的“等值翻譯”論,將翻譯認為是用一種語言的話語資料對另外一種語言的話語資料進行等值地替換,因此,翻譯實踐過程中最主要的問題就是尋找語言的等值成分,翻譯理論的中心任務是描述翻譯等值的本質,以及達到翻譯等值的條件。另外,西方翻譯理論界的翻譯理論學家勒弗維爾與巴斯內特都提出社會文化會對翻譯產生重大影響,對翻譯具有制約的作用。弗米爾等認為必須依據目的性進行翻譯,翻譯主要是為目的服務的。在西方翻譯理論體系中,文藝學翻譯理論路線及語言學翻譯理論路線是其最主要的且較清晰的兩條路線。文藝學翻譯理論路線相關研究者將翻譯視作一種文學藝術,而翻譯的重點任務就是對文學進行創新創作的過程。而語言學翻譯理論路線的相關研究者認為語言始終都是翻譯所關注的核心與重點,在翻譯的過程中,要求譯者必須將翻譯相關理論、句子的語義、語法功能等進行緊密的聯系,從語言的結構性特征和語言的操作性技巧上對相關的翻譯問題進行論述,翻譯的最終目標是為了生成與原文本對等的譯文文本,同時力求說明如何從詞匯和語法結構等各個語言層面去產生這種對文本。西方翻譯理論界的這兩條最主要的翻譯理論路線可謂是各有所長,同時也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文藝學翻譯理論特別強調的是翻譯的結果與目的,從宏觀上注重譯文的藝術性效果,但卻忽視了對翻譯過程中語言的特征、語言的操作性技巧的相關研究,也不追求譯文與原文在語言結構上的對等性,同時也忽略非文藝作品的翻譯和文藝作品翻譯中的非創造功能。而語言學翻譯理論在翻譯的過程中重點強調的是譯文的語言性結構特征,不注重翻譯作品本應具有的美學功能,在對藝術作品進行翻譯時忽視了譯文的藝術再現性,其理論分析通常局限于作品中的單個字詞、句子或者語法、句法等,忽視了文本的整體性主題性結構和文本的話語和語篇結構這一更廣闊的內容,忽略更大范圍的文化因素,以及這些因素對目標文本的生成和接受所產生的影響。

  2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中西方翻譯理論反思

  翻譯理論研究中的“文化轉向”及中西翻譯文化維度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 對于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思想具備非常重大的意義。從中西方翻譯理論的發展結合中國當代文化“走出去”戰略思想,對中西方翻譯理論進行一定的反思,對于我國文化更好地進行海外傳播具備一定的現實意義。

  2.1 文字翻譯的本質是文化的翻譯

  中國文學作品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載體,對中古著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使中國文學走向世界,其實就是將中國文學作品所承載的中華民族文化、價值觀念與中華精神等承載中國五千年文明歷史傳統與中國當代形象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進行海外傳播,因此,從國家宏觀層面上來講,學術界一直熱議的中國文學“走出去”的問題就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問題。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翻譯是我國進行公共外交的重要途徑,文學作品出版發行行業及版權服務行業都作為我國文化產業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發展與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促進我國文化海外傳播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就目前來講,我國文學作品在西方國家大眾讀者中的影響力仍舊存在較大的局限性,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國文化“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制約了我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對我國著名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從表面上看,翻譯的僅僅是文學作品中的文字,但實際上翻譯的確實我國的文化,翻譯的是文學作品背后所蘊含的深刻的思想內涵。我國大多數文學作品不管是在背景的設定還是在書寫的習慣上都具備明顯的中國特色,如果國外的一些大眾讀者沒有對中國文化有一定的了解,那么他們講很難理解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國的文學作品也很難被海外讀者所接受。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的中國文學作品翻譯實質上是對中國文化的翻譯,在追求較高質量的譯文的同時,也可以對我國相關的文化進行一定的宣傳,不僅僅可以吸引更多的國外讀者,提高文學作品的知名度,還可以向海外讀者進行中國文化相關培訓,使海外讀者了解我國文化,從而更好地理解中國的著名文學作品,使我國文化“走出去”與文學作品翻譯相輔相成。

  2.2 培養更多的高水平的本土譯者

  目前來講,“漢學家模式”依然是我國文學、文化“走出去”的重要依靠力量,在中國文學、文化的對外傳播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是因為精通我國漢語文化的海外漢語學家的數量非常少,如果過分地以來該翻譯模式,則會對我國文化對外傳播,特別是大規模對外傳播造成一定的阻礙;另外,海外漢語學家在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更喜歡應用歸化翻譯策略,這樣可以有效減少西方讀者在對中國文學進行閱讀時由于兩地文化的差異性而引起的文化沖擊,有助于擴大我國文學作品的海外讀者數量,但同時也制約了中國原文化的對外傳播。所以,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想要真正實現我國文化走向國際的遠大目標,則必須要培養更多數量的高水平的本土譯者,將我國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中國特色文化翻譯到譯文中去,但是,目前我國翻譯界缺乏規范性、翻譯人員的工資待遇也較差,而專職翻譯我國文學作品的高質量人才更是極度缺乏。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必須加快優化我國翻譯市場機制,有效提高我國本土譯者的翻譯水平及待遇水平,培養通曉我國歷史文化且能熟練掌握目的國語言的高水平的本土譯者。

  2.3 注重并提高我國文化的對外傳播效果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對我國文學作品進行海外譯介,并非是簡簡單單的翻譯問題。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文化“走出去”就是將中國的文學作品及文學典籍翻譯成目的語文本,那么中國的文化和文學就自然地傳播出去了,很顯然,這種觀點把中國文化走出去這一問題簡單化了。對我國文學作品進行翻譯及海外傳播是我國整個文化產業的重要部分,以長遠的眼光來看,應該走市場化的道路,全面了解國外的文化市場,了解國外大眾讀者對我國文化的需求,注重兩地文化差異性下兩國讀者的作品閱讀及思維差異,了解國外大眾讀者想要閱讀的文學作品,有很多在中國未引起強烈反響的文學作品卻在西方國家得到了非常廣泛的傳播,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應以國外文化市場為主體進行資源的配置,更有利于我國文化及文學作品的海外傳播。

  2.4 將中西方翻譯理論提升至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高度上來

  全球化背景下,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文化逐漸被提升到國際關系的中心地位,加強文化的海外傳播在提高本國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上具有關鍵性作用。我國作為具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具備鮮明特色的歷史文化是我國軟實力的核心力量,但是文化軟實力無論是在輸入還是在輸出上,都離不開翻譯這一個關鍵性問題。在我國近代史上,翻譯在推進我國社會進步上具有革命性力量,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通過翻譯將大量的西方文化、文學、觀念引入我國,將西方民主、自由、科學及共和的觀念引入我國,且這些觀念在當時社會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社會的改革、革命和民族救亡運動等;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翻譯又在推動我國文化“走出去”上擔當者重要的角色,在擴大我國文化的海外影響力上起著關鍵性作用,在有效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上具有較大的推動性作用。盡管時代發生了巨大的變革,但是翻譯的戰略性意義依然重要,在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我國進入了新一波的翻譯高潮中,而翻譯的中心由過去的“譯入”變為當代的“譯出”。運用正確的翻譯手法,將我國經典的文學作品及其蘊含的中國文化翻譯為目的語文本,有效運用現代這種溫和的、更易被海外讀者所接受的方式進行中國優秀文化及價值觀念的傳播,有效利用翻譯的力量提高我國文化的軟實力。因此,將翻譯提升到國家文化軟實力戰略的高度,我國文化才能真實實現其“走出去”的偉大目標。

  3 結束語

  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下,中西方翻譯理論作為我國文化海外傳播的重要戰略措施,加強對中西方翻譯理論的反思,在對中國文學作品進行文字翻譯的過程中注重文化的翻譯、注重培養更多優秀的本土譯者、文學翻譯界應該走市場化道路、將中西方翻譯理論提升至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戰略高度上來等相關策略,真正實現我國文化“走出去”的偉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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